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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北平和平解放前后

发布时间: 2019/3/4 8:25:55   作者:王汉斌   来源:学习时报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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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北平解放70周年,想起当年,傅作义签署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新闻轰动一时,犹如原子弹爆炸,震惊天下。和平协议书的签署,让傅作义统率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大军,兵不血刃,实现和平改编,千年古都和数百万百姓免于战火之灾。
  当时我是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至今我还记得,1949年1月22日,凌晨刚躺下的我被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鞭炮声唤醒,翻身起床,迎着第一缕晨曦,不禁自言自语道:“和平取代战争,人民得以安定,国家得以复兴,这就是近百年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与理想。这个理想在我们的努力下,实现了!”
  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基本成熟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失败的命运已成定局。党中央决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1948年7月,筹划和谈的各项工作逐步开展。中共地下党在敌人心脏——“华北剿总”的一系列工作也已经有些成效了。对于如何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去做傅作义身边人员的工作,我们当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具体的安排。下面讲讲我和李炳泉、刘时平两位同志的联系和工作。
  时为南系职青支部书记的李炳泉与我同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任职。李炳泉和刘时平是西南联大的同学,还是新闻界的老相识,是两位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他们联手在“敌人心脏”开展工作。
  在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之后,我与李炳泉经常根据刘时平同志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方面获得的情报,研究傅作义的动向。
建立秘密联系通道
  1948年初,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傅作义将军周围的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北平地下党最后梳理出这样几位跟傅作义“真正说得上话”的人——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其中,曾延毅、杜任之与刘厚同是一条线;李腾九与邓宝珊是一条线;傅冬菊是一条重要的内线。我们北平地下党组织把这三条线视为三条秘密联系通道,积极开展工作。
  第一条联系通道:从1948年春夏开始,曾延毅、杜任之利用与傅作义保定军校同学的关系,国民党中将幕僚长刘厚同利用与傅作义的师生关系,出面对傅作义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第二条联系通道:从1948年10月开始,李炳泉同志与他的堂兄李腾九加强联系,并通过李腾九与“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接触,工作取得一定进展。
  第三条联系通道:从1948年11月初,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即傅冬菊)和丈夫周毅之从天津调到北平,开始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
  建立秘密联络站——东皇城根62号
  1948年10月末,天气越来越冷,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在马路上会面交换情报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地下斗争需要了,我们急需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
  没办法,我只能去找地下党员李树藩,他在中央航空公司当报务员,他曾答应帮我解决这个“当务之急”。我找到李树藩,只见他一脸的喜气。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准备租房,现在相中了一个地方相当理想,约我明天去看看。
  第二天,我按指定的时间来到东皇城根62号。李树藩告诉我,62号的房主是国民党空军大队长,要逃到台湾去,所以准备把房子出租,介绍人开价每月租金两块大洋,而隔壁的63号虽然房租每月只要一块大洋,但条件远不如62号。我看到62号是一栋独立的小洋房,有客厅和一间半卧室,窗户是双层玻璃,厨房灶内有盘水管,可以洗热水淋浴。此外,还有一间可供佣人住的小屋。室内的陈设更让我眼睛一亮——客厅里摆着李树藩与诸有琼的结婚彩照,放着一整套紫红丝绒沙发,这是外国使馆的旧货。这些都会让“查户口”的国民党军警、特务们产生错觉,可以起掩护作用。作为接头谈话的地方,这座62号院子实在是个理想的场所。
  从此之后,东皇城根62号就成了北平地下党一个重要的联络地点,许多重要的情报在这里传递;许多重要的约会在这里进行;许多紧急的工作在这里研究、布置……
  傅冬菊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傅冬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傅冬菊是傅作义和原配夫人张金强的大女儿。傅冬菊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我们成了同学。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我介绍傅冬菊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
  1948年5月前后,中央已提出要争取傅作义。1948年11月下旬,根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党学委决定把傅冬菊从天津调到北平来,全力以赴地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在傅冬菊要从北平回天津的时候,我派人到火车站把她接回来。为了便于和傅冬菊联系,我还把周毅之也一并调来北平当地下党联络员,需要时可以通过他找傅冬菊。
  傅冬菊以照顾父亲生活为理由留在了傅作义身边,开始自己的特殊工作,可以说,她的工作细致而周密。
  在傅冬菊做傅作义工作的初期,我大体上是天天同傅冬菊碰头,我们就在北京饭店的门口,一边散步,一边谈天。有时通过傅冬菊的丈夫周毅之联系。后来有了东皇城根62号,就有了固定联系地点。我听她汇报做傅作义工作的情况和傅作义的动态,并且基本上是天天把傅作义的情况通过地下电台报城工部再转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我要求傅冬菊每天到傅作义办公室,如果傅作义开会,她就在别的房间等着。
  傅冬菊不仅将观察到的父亲傅作义思想情绪上的细微变化,如发脾气、情绪低落等情况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作汇报,而且因不满父亲的一些作为还与之正面冲突。傅冬菊的话对傅作义震动很大,也让他思考很多,对于傅作义的思想转变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军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以签订“和平协议”的方式使傅作义将军统率的大军,兵不血刃,实现了“化干戈为玉帛”,创造了毛泽东称赞的“北平方式”,为后来解放湖南、新疆、云南等地提供了范例。
  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在中国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而且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它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本身有了新了解和新认识。
  (摘自2019年第1期《百年潮》;口述者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整理者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台港澳合作交流中心、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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